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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发布。党的历届三中全会的议题、决定、举措、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5年乃至10年工作意义重大。

   7月25日，《南方周末》头版刊登专题报道《读懂三中全会决定》，深入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其中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改革的动力系统》一文中，十沣作为创新型科技企业代表接受采访，展示了在市场开拓中因地制宜助力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实践。

   “三中全会围绕着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改革布局，这就涉及改革要提供的动力系统。”2024年7月18日，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后，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向南方周末记者分享。

   他所说的动力系统，就是指“新质生产力”。2023年7月，“新质生产力”一词出现在公众视野，2024年3月又被列入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十大任务之首，并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频繁提及的关键词。

   7月2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全文（下称《决定》）中，将新质生产力概括为“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

   过去一年里，新质生产力的意涵不断丰富、完善。《决定》中列入新质生产力范畴的，包括前沿及颠覆性技术、未来产业、战略性产业，以及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

   与“新质生产力”这一动力系统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建设，也是本届三中全会的重点。《决定》提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生产力的革新，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新质生产力不能简单等同于一个或几个特定产业，只要是能替代或者提高旧生产率的，都是新质生产力。”

   生产力提高的背后是先进生产要素的聚集，“数据”正是先进生产要素之一。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将“数据要素”比作农业社会的土地、工业社会的石油，“现代社会争夺的就是数据。”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汤寒林出身于矿工家庭，父亲每次下矿井，全家人都为他提心吊胆。他预感，过去的这种场景将在未来5-10年内消失，由专业的机器人取代人工挖矿，生产效率和安全程度都将大大提高。

   实现这般巨变，离不开数据。相比人类，机器人能根据矿井的温度、湿度、气候以及瓦斯浓度等各类场地数据做出判断，自动完成下井后的采矿操作。

   数据提升生产效率的案例已在汤寒林身边出现。他有一位同事，住在上海郊区，每天早上开车到市区上班，当车辆行驶在高速时，这位同事便开启辅助驾驶，直到将出高速口时，才自己接过来开。 这类技术背后同样是足够多的驾驶数据作支撑。

   数据宝是一家从事政务数据代运营的企业，涉及数据生产、加工、流通及利用整个环节。数据产权界定，一度是整个行业发展的“拦路虎”。

   2022年“数据二十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发布，明确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通过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聚焦数据使用权流通的创造性提法，解开了整个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的枷锁。

   2023年8月，财政部发布《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明确数据资源的确认范围和会计处理适用准则等，意味着数据资源可以作为资产计入会计报表，为企业数据开发利用提供了动力。

   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

   “三中全会为解决这些难题指明了方向，但还有很多细则需要完善。”汤寒林以确权问题举例，现在解决了给不给证的问题，但还没解决谁来给证的问题。比如，房产的确权有房管局发证，但数据资产该由哪个部分发证？给证的标准又是什么？

   目前，数据宝的产品以数据产品知识产权形式挂牌，除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外，能够出证的部门还有工信部旗下的电子知识产权中心。问题是，知识产权只能为劳动成果确认，也就是只能确认加工权，无法确认持有权。

   在汤寒林看来，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已然出现，但束缚生产力的制度规则问题仍需不断调整和完善。

   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

   《决定》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建设一批行业共性技术平台，加快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健全提升优势产业领先地位体制机制。

   区别于传统工业追求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新型工业化既要实现量的增长，又要注重质的提升。为工业发展模式转变提供动力的是数字经济与新一代信息技术。

   工业软件服务于工业生产全流程，是提高工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可分为生产管理类、信息管理类、售后维护类及研发设计类。

   “90%以上工业研发设计类软件是国外进口的。”深圳十沣科技有限公司CMO（首席市场官）荣劼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以往中国生产的许多产品主要参考国外的成熟设计，再借助中国强大的生产能力将价格打下来，生产过程也较少关注设计的原理，导致国内产品同质化，又与国外产品存在一定差距。

   深圳十沣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国产工业仿真软件研发的企业。工业仿真软件属于研发设计类软件，国产替代率较低，一旦遭到海外“卡脖子”，将对制造业企业研发生产及创新体系带来冲击。

   工业仿真技术本质上是一种计算工具，通过计算力的变化来测算产品性能。如车辆的油耗和续航能力都与车辆行驶中空气对其力的作用有关，受到的阻力越强，油耗越高或电池的续航越差。

   车辆受力情况又与车体结构的设计相关。通常来说，车身越轻盈能耗越低，但出于安全性考虑，车辆最好重似坦克，行得稳又撞不坏。寻找性能与安全的平衡，需经过厂商反复进行物理测试，工业仿真软件则让这一过程的效率显著提升、经济成本下降。

   在推动创新创造上，工业仿真技术也能发挥关键作用。荣劼提到，研发流程的标准化、数字化、智能化，能把过去研发经验沉淀下来，方便研发人员在已有基础上产生新的创意和想法。

   荣劼把工业领域的转型升级理解为两点，一是生产的降本增效，二是赋能创新创造。要实现这两方面，研发工具至关重要，既要做到数据越跑越快，又要做到越算越准。

   实现“快”和“准”并不容易，前者依赖强大的算力能力，后者要借助庞大的实验数据及各行业丰富的真实案例校准，反哺算法改进，最后还需足够长的时间发展迭代。工业软件发展，对于算力基础设施及数据开放、流通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决定》也已明确指出，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促进数据共享。

   “当前的生产关系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建设改善制度机制就是调整生产关系的表现。”郑永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为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决定》提出建设、完善多项体制机制制度，包括健全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的提法已不陌生。陈耀将其总结为“三要、三不要”：要先立后破，不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根据本地资源禀赋、条件，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不要一哄而上；不要只盯着一个模式，要用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但究竟需要怎样的制度来加以保障？

   陈耀表示，最重要的是针对重大的新质生产力，国家要根据区域基础及其优势，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尤其是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出台明确的顶层规划。像算力、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关键领域，对所在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要求较高。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遭西方“脱钩断链”影响，国家在制度机制的顶层设计上，要加强战略腹地的建设，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地方政府也要结合当地的产业基础和条件去发展适合当地的新质生产力。

   除了发展新兴产业外，促进实体经济的数字转型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课题。

       荣劼在与多地合作的过程中接触到不少中小企业，他发现当前中小企业数字化存在较大制约因素，最典型的是难以承担数字化转型的高昂投入。

       目前，他们已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与一些地方政府及当地区域性重点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建设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赋能中心。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数实融合’。”陈耀介绍，各地原有的实体企业面对数字化转型时，普遍存在不懂转、不敢转、没能力转的问题，同样需要制度提供推进融合的技术指导、金融配套、人才支持。

   目前广东省正在全省推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链式模式”。由龙头企业、链主企业等大企业或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引领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和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协同数字化转型。2024年，预计在全省推动9000余家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带动10万余家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郑永年表示，此次三中全会的亮点还在于强调发展与监管的均衡，做到“既管得住，又放得开”。

   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和企业都需要一套完整的激励约束机制。郑永年提到，通过体制机制的建设完善，提升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获得感，同时给企业一定的容错率，减少约束，避免过重惩罚，这样才能激发相关主体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在企业的科技创新方面，陈耀表示过去地方政府已关注到“从0到1”的颠覆性创新，这类创新填补产业空白，在关键核心领域突破“卡脖子”问题，自然要给到最大的激励支持。对于从1到N的创新发展，只要符合高质量发展特征，同样也应给予激励。

   此外，陈耀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应局限于技术创新，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包括发展全过程的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制度创新同样重要。

   约束机制则为高质量发展划定底线，尤其是地方政府的产业行为，往往影响着资源配置的结果。如果一哄而上发展相同产业，将造成庞大的资源浪费和同质化竞争。

   郑永年表示，与西方国家完全由市场主导资源配置不同，中国的政府和市场何时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具体细则有待后续完善。

   汤寒林认为，像“东数西算”这样的数据领域基础设施只能由国家来投资建设，全民都能像使用公路一样使用数据基础设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期投入巨大，单靠企业推动不够，需要政府的支持。”

   《决定》提到，要优化重大产业基金运作和监管机制，确保资金投向符合国家战略要求。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

   科技型企业通常带有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不确定性高的特征。

       荣劼介绍，这类企业应以长期项目来看待，同时减少对投资方的约束，比如地方产投往往要求企业能反投当地，限制了自身投资外地科技型企业的机会；也有的要求投资机构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回报率，或强制规定退出机制。

      “这都不太符合科技投资的规律，LP（有限合伙人）也需要对GP（普通合伙人）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有自由去投资更好的企业。”荣劼说。

   郑永年在采访中说，“当前，地方国资的投资倾向投资3-5年，不利于形成长期资本、耐心资本，这往往与主政者的任期相关。壮大耐心资本的前提是需要形成耐心体制。”

   “在诸多生产要素中，人才是关键要素。人才培育也是体制要解决的问题。”陈耀说。

   工业软件领域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既要掌握力学知识，又要懂数学，还要懂软件。由于中国自主的工业软件发展较慢，这类人才此前较为缺乏，近些年来，企业凭借多次承担产学研合作项目的契机，在自身发展之余也培养起一些人才。

       荣劼曾在海外工作过一段时间。海外工业软件公司的研发技术人员大多是华人面孔，但仅有少部分会考虑回国发展。原因主要是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吸引海外的高精尖人士或有足够多的科研成果，但海外软件人才大多数不具备这一条件，若能在人才引进政策上适当放宽，将有助于吸引海外人才。

     《决定》也提到，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探索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

      荣劼说，近年来有些院校也注意到工业软件领域的就业需要，在学校开设有对口的院系专业，加上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加大，有利于吸引更多人才进入行业。“经过五年、十年，很快就能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工业软件人才”。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余淼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劳动力水平提高，而劳动力水平提升有赖于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主要体现在科技、教育和人才一体化改革。

  在吸引人才方面，《决定》提到打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通道。

  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即由市场评价人才的贡献，以此确定收入回报。

  在培育人才方面，《决定》提到，推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一体化，加快建设“双一流”高校，更重要的是在教育上推动开放，鼓励国外高水平理工类大学来华合作办学。

  “因人制宜出台人才政策，形成天下英才尽可用之的态势。”余淼杰建议，可以借鉴海南自贸港的做法，通过税收政策来吸引高端人才。